“无论过去或现在，普通人常常静默无声，不被在意，可跟动静大、有声响的精英相比，普通人恰是扛着世界的大地，人间诸多福祸、利害最终得落到普通人身上，全社会才能真正运转起来。”
——吕永林解读刘震云《一日三秋》
(资料图)
刘震云
在不亲的人间寻亲，于无情的世上有情
——《一日三秋》中普通人明亮的情和理
小引
“明亮”是刘震云新作《一日三秋》里主人公的名字。明亮姓陈，本名翰林，刚会说话时，翰林老说眼前黑，他奶奶便给他改名明亮，这是明亮之名最显白的出处。但在小说内外，“明亮”二字显然另有深意。《老子》有言：“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是曰复命。复命曰常。知常曰明……”若照这一说法，则在人群之中，唯有懂得“归根”“复命”者，才称得上“明”。《老子》中多次用到“明”字，却不曾提及“亮”。《说文解字注》中，段玉裁曾解释道：“亮，明也。”另外可知，“亮”还有诚实、相信、辅助、原谅等义。如此说来，“明”和“亮”合在一道，内涵很是丰富。
《刘震云》一日三秋
刘震云笔下人物，尤其是主人公，其姓名或称呼往往比较大众化，如：李爱莲、李雪莲、牛小丽，孬舅、瞎鹿、白石头，刘跃进、杨百顺、牛爱国，小林、老汪、老詹，等等。相比之下，《手机》里的严守一之名“守一”倒透着些哲学味道，可惜跟“严”字搭在一起，正正得负，露出反讽之机，进而失了光芒。因此，给小说主人公取“明亮”之名，且积极朝此方向创造其饱满形象，在刘震云这里实属少见。《一日三秋》里，明亮是个普通人，但明亮的不普通之处在于，他还是个“明亮”的普通人：有情，且明理，颇有点知道“归根”“复命”的意思。普通，却明亮，是明亮这一人物形象极具开合力的地方，也构成了明亮同时代、读者极重要的对话关系。
无论过去或现在，普通人常常静默无声，不被在意，可跟动静大、有声响的精英相比，普通人恰是扛着世界的大地，人间诸多福祸、利害最终得落到普通人身上，全社会才能真正运转起来。且对许多人而言，普通人不仅是大地，还是空气和家园。但空气和家园有好有坏，辽阔大地也可能被严重污染，如果太多的普通人变得阴沉、晦暗、污浊，全世界就会变得阴沉、晦暗、污浊。而如果有一天，那些像明亮一样“明亮”的普通人能够数量众多且影响广大起来，这世上许许多多的人便可能拥有“明亮”的空气、家园和大地。如今，明亮已现身于《一日三秋》的文本世界，这会是个好苗头吗？
一个人因何以及如何
在“不亲”的人间“寻亲
明亮六岁离家出走，就为寻亲。
事情具体的起因，是“奶奶死了”——一个月前，奶奶还来武汉看过明亮。父亲陈长杰“回延津奔丧”，却没带明亮，明亮得照常上学，但在课堂上，明亮“心里火烧火燎”，无心听课，就课间跑出学校，到火车站买了回老家的儿童票，结果却把车给坐反了，又中途下车，一路讨饭回故乡。
一个孩童，竟如此不畏艰难，千里寻亲，可见出其心中所缺与不安之大。需知，在明亮的情感图谱中，其所奔、所寻，并非一般的亲人，而是“至亲”。此处所谓的“至亲”，并不一定是血缘意义上的亲属，而是那种能从根本上给一个人以心灵支撑和寄托的人，或者说是那种能给一个人带来家园感的人。与此同时，除了人，所谓“至亲”，还可能是个地方——一个能从根本上给人以心灵支撑和安放的地方，当然在很多时候，一个地方之所以会让一个人觉得亲，首先是因为这里有什么人让他觉得亲。而如果“至亲”所指不限于人或地方，那么，对“至亲”的渴望和寻找，很可能就成了世上所有人的心事。
不幸的是，就明亮本人而言，这趟激越的童年寻亲之旅所揭开的生活序列，却是长达十数年的举目无亲或不亲。这无亲或不亲，或是因人与人的生死相隔所致，或是因人与人的心灵难通所致。
此为《一日三秋》里的一处关键喻指，它指向“家园”的缺失，或“爱”的危机，且这缺失或危机从很早就已经开始。另外，这缺失或危机也不单单是明亮个人的事，它们属于相互牵扯的更多的人。
明亮三岁时，其父陈长杰和其母樱桃互觉“没劲”与不亲，常常相厌、相恼，结果樱桃上吊寻死，从此，明亮成为一个幼年无母之人。之后，陈长杰带明亮离开延津，到武汉生活，明亮总觉自己跟继母秦家英和其女秦薇薇不亲。在此历史进程中，陈长杰却未能适时亲近、懂得儿子，让儿子心安魂定，因此，明亮在精神上又是一个幼年无父之人。加上母亲樱桃的魂魄不知所终，还有奶奶离世，在明亮的世界里，“至亲”之位长久空缺，无人填补，直到他二十六岁。
六岁时，返归故乡延津的明亮自己给自己做主，决意不回武汉，因而被寄养在李延生家。十六岁时，明亮再次给自己做主，从学校退学，并从李延生家搬出，去老朱开的“天蓬元帅”饭馆当了学徒。有时候，老师、师傅、同学、大爷们也能出手相帮，像李延生之前长期收留明亮那样，可他们解决不了明亮活得虚无的问题。这一问题，陈长杰曾遭遇过，樱桃曾遭遇过，李延生曾遭遇过，其他很多人也曾遭遇过，或正在遭遇着。有时候，人将这虚无感叫做“没劲”。
跟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的杨百顺比起来，明亮虽然在生活上少了许多辗转颠沛，但在心灵没着没落、无所依凭这件事上，两人是一样的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明亮仿佛杨百顺精神上的后人。在明亮六岁到二十六岁的人生处境中，似乎所有人都跟他没法真正亲近起来，以成为“至亲”。厨房忙碌之余，明亮喜欢一个人在饭馆后面的河边和庄稼地边吹笛子，他既吹曲子，也吹事情，还吹心思。小说写他吹着吹着，“往往能吹到事情之外，吹出无可名状的他对世界的感受和心绪；吹的是这些事情，又不是这些事情；这些曲子里藏的心情，只可意会，无可言传”。有时，明亮还会吹出他“对延津的陌生”，然后吹着吹着，“暗自落下几滴眼泪”。其神思与情状，有点像诗中所道：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”
《一句顶一万句》
刘震云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馆藏地：中文库本书库（4）
索书号：I247.57 /9895:1
到这里，作为读者的我们跟小说中的明亮就一齐置身于一个叙述的临界点上。此时，作者必须安排一位“至亲”出场，以回应大家心灵最深处的空洞，所有摇晃不定的灵魂，“只有在找回了根本上丢失的物件后才会满足”。“至亲”，正是人们在“根本”上“丢失的物件”之一。
于是在二十一岁那年，明亮和马小萌相遇。只是当时，他俩虽碰了头，却还没能从心里搭上话。两月后，马小萌去往北京，五年后才又回来。作者让二人再次碰头，并让他俩望着对方心底搭话。明亮和小萌也从此知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俩都没有亲人——尽管二人各自都有血缘上的父亲或母亲在世。因为都没有亲人，他俩才成了彼此唯一的亲人。于是读者们看到和听见：
明亮对小萌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我找到的唯一的亲人。”
小萌对明亮说：“我也觉得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”
在明亮和小萌这里，结婚就是“成亲”。唯有再次寻着“至亲”，“找回”在“根本”上“丢失的物件”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才可能重新“明亮”起来。明亮二十六岁时，开始“找回”了。
但这“找回”绝非一次性行动，而是持续终生的漫长事件，因为已经找到的“至亲”，也可能再次“丢失”。例如，当小萌在北京做过妓女的事传遍延津县时，明亮便被投入一个十分凶险的考验之内：对于他和小萌“成”的这份“亲”，该守护还是放弃，成为问题。所幸从事情的开头起，明亮就没有沉溺于自己的苦恼与不满，他先是很快回过神来，飞奔到家，救回了已经上吊的小萌，从而也让自己跳出了父亲陈长杰曾经走过的昏暗道路。之后，明亮想到要跟小萌离婚，紧要关头，算卦的老董托了他一把，老董寓情理于卦术，劝明亮不要跟小萌离婚，而是“跟延津离婚”，建议他夫妻二人一同离开延津，投奔异乡。但不管怎样，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结需要解开：明亮该如何面对小萌的过去？只有解开这个心结，明亮和小萌才可能“真正地”继续在一起生活。在离开延津前往西安的火车上，小萌也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一问题。小萌在北京做妓女时假名玛丽，明亮当时回答说：“我娶的是马小萌，又不是玛丽。”实际上，这并非真正的开解，真正的开解源自明亮心里对小萌的一种至深至厚的“感觉”——“马小萌犯了这么大的错，明亮从心里，并没有对她产生厌恶，感觉仍是一个犯错的亲人。”这份“感觉”，连通着明亮不一般的直观能力和智慧，传递出一个普通人心中的不普通之处。就此而论，一个人能不被世俗观念和感觉淹没，“哲学地”守护自己生命中珍贵的事物，其意义，绝不亚于之前的苦苦寻找。这方面，陈长杰和樱桃做得不好，李延生和胡小凤也做得不好，周围许许多多的人都做得不好。
在神话或宗教故事中，人身心的安顿，往往既需有“至亲”之人，还需有“至亲”之地，如此，才会生成真正的家园。由于小萌的事情在延津满大街传开，故土延津便成了是非之地。经老董卜卦和饭馆师父老黄相帮，明亮带小萌来西安寻找活路，结果在河南老乡聚集的道北一带，夫妻俩却受到孙二货和四海的欺负，也待不下，只得又离开道北，去往南郊。在此期间，明亮曾起过杀“孙二货”和四海之心，足见其苦恼和愤恨之大。好在小萌从医院得知自己已经怀孕，将原先藏起来预备看病用的十万块血汗钱交给明亮，也将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托付给明亮，才使明亮避免了成为杀人犯。二人用这十万块钱在西安南郊开了家饭馆，并与流浪狗“孙二货”订交认亲，最终也同西安城认了亲，从而完成属于他俩个人生命史上的“出埃及记”。
从无有亲人到寻找亲人，从“找回”亲人再到“哲学地”守护亲人，普通人陈明亮如此成就了自己在“不亲”的人间“寻亲”的幽微“神话”，也穿越了其生命中的虚无主义或部分虚无感。
明亮是小说中人，却也是我们许多人在文学世界的心灵投影。明亮生命中的一些故事，能映出我们心底的涌流。在《一日三秋》中，“寻亲”是明亮心灵史上的重大事件，在《一日三秋》之外，“寻亲”是我们共同的心灵史事件。
一个人能否以及怎样
于“无情”的世上“有情”
名词意义上的“亲”，乃人与人或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造就、生成的事，它是一种关系形态，非单方意愿或行动可及。无情或薄情之人，彼此间很难成为至亲，因此，人的“寻亲”，必是有情人跟有情人的相互找寻。当且仅当寻与被寻者互有深情，人和人方能结为至亲。
人和人结为至亲，既可是微观的，也可是宏观的。换句话说，至亲之人，既可以是不离不弃、相濡以沫者，也可以是“相造乎道”而相忘于天下者。比较起来看，前者更近于“私”，后者更近乎“公”。明亮和小萌所成的“亲”，首先归于前者，但又不完全限于前者。
《一日三秋》里，许多人即便是对自己的家人也不够深情，丈夫对妻子薄情，母亲对女儿薄情，后妈对继子薄情，女儿对父亲薄情，等等，比比皆是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人对亲友或熟人抱有一定情义，但这情义的疆域很窄，基本以亲、熟为界，且容易被各种生活难题和苦恼所拦截、摧毁，有时还互相冲突，因而很难汇聚成一种普遍而久远的社会力量，更不必说造就一条广阔而公正的“世道”了。是故，在那些因种种缘由而落单于人间的人的感受里，无情和陌生就成了世界之大体和主流。何况在《一日三秋》中，诸多拥有强大力量的幽暗事物也多半是无情的，比如一直在延津人梦里讨笑话的花二娘，比如威慑着天下鬼魂的阎罗王，比如那个附在花二娘身上三千多年的有病的人。小说中，这些幽暗事物的功能之一，便是加剧世上的无情。
《一日三秋》
刘震云 著
花城出版社
馆藏地：首图B座三层文学图书、二层新书刊
索书号：I247.57 /32287
倘若进一步谈开来，则在无情的人、社会以及某些强大的幽暗事物之外，时间和天地也常是无情的，它们让无情的历史不断重演。无情的时间和天地间，樱桃的魂魄在宋朝上岸跟在别的朝代上岸没有分别，古时的活泼国也发生过血腥的屠杀事件，发生过孤独的流亡，那时，花二娘还不叫花二娘，而叫柳莺莺，从时间中失去至亲的少女柳莺莺，最终变成了无情的花二娘。从某些“能思想的苇草”角度来看，所有存在，似乎都难脱其根底上的虚无，而这虚无或虚无感，又通向更大的无情。如此说来，《一日三秋》中人便被彻底笼罩在各种无情之内，这笼罩是结构性的，如山海一般巨大、沉重。画里画外、梦里梦外、戏里戏外、故乡他乡、历史当下，虽然时有神鬼出没，却总无神圣不移的指引和信靠。无怪乎，我们听见小说中人常会起“奈何，奈何”“咋办，咋办”之叹。
明亮和小萌也生活在这结构性的无情之内，他俩的“寻亲”，正是在这结构性的无情里的“寻亲”。
这时，如果有读者将《一日三秋》同刘震云其他小说所具有的“互文性”联系起来看，则明亮和小萌等人不仅是生活在《一日三秋》的文本世界里，而且是生活在一个极广阔的“互文世界”里。读《一日三秋》，你会感到刘震云之前的许多部作品一下子都涌了过来，并在书写和阅读上汇聚成一种共同的流淌，这些作品包括《一地鸡毛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《塔铺》《故乡面和花朵》等等。举例言之，“笑话”在《一日三秋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《一日三秋》也因此可被称作一本“笑书”，而明亮在四十多岁时忽然悟出，母亲樱桃不仅曾经活在现实世界里，且其魂魄一直存留于“戏”中，“戏”是樱桃的来处，“没有”则是她的去处。而我们知道，“玩笑”和“戏”正是《故乡面和花朵》(近二百万言)的核心主题，小说人物“白石头”曾如此评价他们所在的世界：“空心对着空心。这是一个中空的世界。”一个空心对空心的世界，必不会是一个有情或深情的世界，可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上，古今中外的各路人马(包括神仙)将“故乡”作为一个纵贯古今、横跨五洲的时空广场和戏台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“关系”大戏。这说明《一日三秋》同《故乡面和花朵》在“笑”和“戏”上的“互文”，而在这“笑”和“戏”中，带着种种无情。再例如，《一日三秋》中，陈长杰到老时曾对明亮说：“爸这辈子多失败呀，把自己活成了笑话。”老年李延生患了骨髓炎，想死没死成，却摔断了腿，他对明亮也说过：“我算把自己活成了笑话。”陈长杰和李延生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笑话，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故事，也是明亮的父辈中许多人共有的故事，对于这故事的书写，陈长杰和李延生们本人当然要负责，但同时，他们所遭遇的历史和现实之无情也脱不了干系。而在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，曹青娥(即当年被人贩子拐跑的巧玲)老了的时候，经常梦见自己的两个爹：一个是刚刚去世几个月的养父老曹，一个是失散多年不知死活的继父杨百顺，在梦里，两个爹都没了头。后来，曹青娥又梦见养父老曹的头虽有了，却捂着胸口说里面难受，她以为爹这一次是没了心，老曹的回答却是：“心倒是有，就是苦得很。”“心倒是有，就是苦得很”，加上之前的“都没了头”，由这项上无头或内心焦苦的父亲们的形象，亦可见出世界之不亲和无情。这是《一日三秋》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“互文”之一。
《故乡面和花朵》
刘震云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馆藏地：首图B座三层文学图书、中文库本书库（4）
索书号：I247.57 /25839/.4
明亮和小萌就行走在这“互文性”的、广漠的无情与空心之内，这广漠的无情与空心是他们创建个人生活的历史/现实背景。
从微观上看，明亮显然是一位有情人，早先时候，他对母亲樱桃和奶奶皆抱有深情，但她们各自在明亮三岁和六岁时离开人世。后来，明亮寻着马小萌，两人互抱深情，结为至亲。此外，明亮对流浪狗“孙二货”也抱有如待亲人般的情意。但在宏观上，明亮还能称得上是一位有情人吗？明亮的有情能溢出其私人生活而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吗？如若不能，他和小萌彼此再有情，很可能，这有情也不过是那无情世界的一分子罢了。
小说中，跟明亮有过交集的人，这些人里，老董是个颇为特别的存在。老董以算卦为生，但人们常拿他说的话当“胡说”，他自己也常叫人“不必认真”。可恰恰是这个老董，却是《一日三秋》的众人里极明理的一个，他跟明亮的往来，除有一定的日常交情之外，主要脱不开一个“理”字。明亮跟老董的儿子广胜是小学同学，放学后，他常跟广胜去老董家玩。明亮十六岁辍学进饭馆当学徒那年，两人在饭馆遇见，老董给明亮掐算了半天生辰八字，然后叹口气说：“啥也不说了，这就是你的命。”接着又说：“命不命的，也是胡说，不必认真，不必认真。”明亮回道：“大爷，就算你是胡说，这么多天，除了你替我考虑这事，没人搭理我呀，没人跟我说别的呀。”明亮又道：“大爷，我就当是个知心话吧，知道命里该着，我接着拔猪毛，心里也好受一些。”老董听了一愣，说：“把胡说当成知心话，明亮，你有慧根呀。”
明理的老董说明亮“有慧根”，等于说明亮是一个明理的人。
十多年后，当明亮救下出事的小萌，一时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，便去“胡说”者老董那求解。这次，老董看上去也是又掐又算，但在巫语神言的遮罩之下，他跟明亮讲的最重要的话，都是些情理话。老董劝明亮莫跟小萌离婚，因为一离婚，刚上过吊的小萌可能还得上吊。老董又给明亮出主意，“跟延津离婚”，不管上哪儿，带小萌离开延津。这些，明亮全是一点即通。
由此可以见出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明亮的“不普通”之处在于：他不光对“亲人”有情，他还明理。当然，明亮所明之理，是那种能让人存之于心的具体之理，而非远于人情、人性的抽象之理。日常生活中，嘴上爱理论的人，心里未必真明理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的蔡宝林就爱讲理，但他讲理时绕来绕去，能把人绕晕，其重心只在“讲”上，或者说在“讲赢”上，而不在理本身。
真能讲得通、行得通的理，自然会带出某种公共性，即让人与人的心意相接、行为连通开来。譬如作为厨子和饭馆老板，明亮一直坚持：从他手中和他家店里出来的猪蹄绝不能带猪毛，否则，猪蹄炖得再透，颜色着得再好也不行。为这个理，他让“天蓬元帅”分店长马皮特(马小萌的娘家侄子)重新去后厨拔猪毛。这也是为马皮特本人好，把他下放到后厨熬熬性子，才可能更好成长，因此属于一个长辈对小辈亲戚的有情。但同时，明亮的这一坚持能让顾客在他家店里吃得安心，特别是熟客，能在吃这件事上长久地安心，自然会让人感到他者的规矩与善意，进而从人心纤细之处，增加一份对他人、社会的信心。在假冒伪劣产品和商业欺骗随处可见的社会语境中，明亮在其职业伦理上的日常操守，无形中也是一种对人心的幽微呵护。换句话说，明亮的这份明理，于他人和世界而言，同时也是一种有心和有情。
《我不是潘金莲》
刘震云 著
五洲传播出版社
馆藏地：首图B座四层经济、语言文献，首图大兴机场分馆二层
索书号：H349.4:I247.57 /7
在炖猪蹄这件事上，除了猪毛要拔干净，明亮还遵循着“慢功出细活”的道理。因为这个道理，他平时跟旁边银饰店的老靳“说得着”：打首饰和炖猪蹄一样，都是“性急的人干不了”的活计。老靳说：“说起来，万物同理。”这个“万物同理”，无疑具有某种社会公共性，要是各行各业循“慢功出细活”之理而为的人多了，这公共性就会更有力量，更具生产性，更能带出许多社会领域的良善和安妥。
明亮做人、做事，常能循其所明之理而为，如此，其有情便可脱掉不少任意和狭隘性，能不唯我，不唯亲。明亮六岁那年，汉口西郊的马道婆曾用钢针扎过其母樱桃的照片，但也曾变成萤火虫引明亮去救樱桃。四十多年后，马道婆人死魂在，要明亮帮忙，带她离开“是非之地”，回返最原始的来处，以求魂魄的解放。此时，明亮亦能放下不满之心，不计前嫌，而将马道婆的魂魄带往秦岭的山林之间，乘风放飞，让马道婆得了个自己想要的去处，临别，明亮还说：“你多保重。”这体现出明亮对生命超越寻常的有情。
再比如，陈长杰年老生病住院，跟陈长杰已经三十年无联系的明亮得知消息，即刻赶往武汉探病。见面后，明亮也丝毫没跟从来“不亲”的继母秦家英及其女儿秦薇薇计较过往是非，反能站在对方位置上考虑问题，自愿多承担些治疗费用，以解秦薇薇的实际忧烦。这也是明亮的明理之处，及其由明理而来的有情之处，虽然这一明理和有情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。
早以前，老董就说明亮“有慧根”，这等于提前点出了明亮这个普通人同智慧的关系。三十多年后，博士毕业留在伦敦生活的郭子凯又夸高中辍学的明亮“有学问”，微信跨洋聊天时，明亮不仅揪出了中西文化差异中具体人性的无差异，还挖掘了诸多人生世事的“扯淡”和虚张声势，这些也都说明了明亮这个普通人同智慧的关系。
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明亮能对世事、人性、生命的来处去处、意义之虚实有无，等等，不停地有自己的思想和领悟，实属不易，他当属于刘震云所寄望的那种有“见识”的中国人。因明亮对具体人心、人性有所洞察和领悟，故能对他人有随顺、礼让之智及与善之心，同时又能抱持必要的自反精神和知止之明，卸下不少“意”“必”“固”“我”。这么一来，明亮的个人世界便能向许多他者敞开，他也就更容易感受到“中年猴子”之生存不易，更能对老魏(也就是当年的小魏)有招护之心，更能明白流浪狗“孙二货”老死前的远人终了之志。也因为如此，明亮才有机会在梦中与大枣树、奶奶、爷爷、老董、奶奶故事里的黄皮子和犟牛、流浪狗“孙二货”、中年猴子相会，大家在明亮的梦中听着动物们的自由“喷空”，“时而哈哈大笑，时而热泪盈眶”，真是好一番相互间情意交流、精神契对的自在景象。
尽管这众生同在的美好梦境很快被花二娘强行截断，并被断言一切“都是假的”，但明亮在日常生活中能常做明理之人，常行明理之事，且尽量让情理相合，使情生在理上，既不只对亲人、熟人、身边人有情——明亮对陌生人、陌生的动物也常怀善意，也不因为个人利欲，对他者翻脸无情，同时又不为理而理，而是使理不远情，所有这些，已然是一个普通人对“无情”世界的悄然撬动，其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。而他和小萌用心维系着的个人日常生态，也全可以被看作一小片具有公共价值的伦理湿地。当这样的伦理湿地数量稀少时，明亮这样的普通人便属于世上有情的微光，而当这样的伦理湿地数量众多时，明亮这样的普通人便可能会成为普遍的社会细胞，他们一起，当可生成广袤的伦理的大地。
余论
如前所言，明亮的“寻亲”，乃是一个人想要找回他从根子上丢失的物件之举。对“至亲”的寻找及护佑，使明亮在个体意义上抵达某种难得的安放，使其摆脱了某些人以自恋的方式坠入的“自我”的深渊，也摆脱了《故乡面和花朵》中人那种唯经“自渎”方得飞升的玩笑处境和虚无主义。
因此，单就“寻亲”而言，明亮这一普通人形象同时代和读者可构成一种极深刻的对话关系，在刘震云笔下的相关人物谱系中，这一形象可谓到达了作家对其进行正面塑造的某种极致。
不过在“寻亲”之外，明亮这一形象的另一个根本特征是“明理”，而在这方面，明亮身上尽管释放出不少特别让人心动的光芒，但似乎还缺乏一种普通人亦可有之的彻底性，或者说缺乏一种由“彻底”而生的那种超越性。譬如，面对像花二娘这样的不讲理者和无情者，明亮即使是仅在思或觉悟的层面上，也难有一种革命性的应对，甚至，他还不得不表现得有些“无耻”。再者，当领悟到附在花二娘身上的那人患的是什么病时，明亮不由“吓出一身冷汗”，这一害怕，也呈现出他在明理和循理而为中的禁忌和界限。还有，明亮也未能察觉其“明理”本身可能携带的幽暗性，比如他对戏、梦、虚实、有无、真假的领悟，也还需要被重估。这些，皆需明亮再明。若就此而论，则普通人陈明亮的形象就还有些不够明亮。
面对种种历史、现实、玩笑、戏、梦、神鬼、虚实、有无，即使是一个普通人，也可具有更多超越的可能，譬如说，他不光“寻亲”和“明理”，他还与人“相造乎道”，以明更远的理，寻更广的亲。这样的明亮，会更“明亮”。
本
文
作
者
吕永林，内蒙古五原人，现任职于上海大学文学院；著有《个人化及其反动》《销魂者考》《古怪的房客》（第二著者）《世上的果子，世上的人》（第二著者）等，译有《创意写作教学》，主编《我的自然笔记》丛书。在《开放时代》《上海文化》《上海文学》《文学评论》等刊发表论文若干。
文章来源：
吕永林《在不亲的人间寻亲，于无情的世上有情——《一日三秋》中普通人明亮的情和理》，《上海文艺》2022年5月号。
文末福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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